“流量”，学者和上海政府部门谈论上海经济时，时常用到这个词。“流量型经济”“流量型城市”“国际流量”……不少人在问：大城市也在追求流量？想做网红城市吗？提问如此密集，以至于央视《新闻联播》主播宝晓峰在一次新闻播报后专门做了名词解释。
她说：“其实，流量型经济和我们通常所说的网络流量，还不太一样。流量型经济当中的‘流’主要是指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发展流量型经济就是要扮演枢纽的角色。”
这些流经枢纽的人、物、信息、资金，如果用一个术语概况的话就是“资源要素”。资源要素配置是全球城市的核心功能。进入新发展阶段，上海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点之一就是要做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
一
十九世纪，伦敦港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每年成千上万的货船运来西印度群岛的糖、东印度群岛的茶叶、俄罗斯的皮革、美洲的烟草。那时候，伦敦港是全球航运中心。
现在，伦敦港的集装箱吞吐量跌出了全球港口前100，曾经最出色的码头——金丝雀早与轮船、货物无关。论吞吐量，伦敦港早已不在全球大港之列，但伦敦始终是公认的全球航运中心。
时代变迁，伦敦港随之变迁，但它对关键航运资源的配置能力没有变。二十世纪中后期，伦敦在港口功能逐步退化后，转向了仲裁、咨询、保险等高端航运服务产业。这里聚集了全球20%的船级管理机构，完成全球20%的航运保险业务、50%的船只交易业务，处理90%的海事争端。悬挂着各国方便旗的船舶航行在全球海域，但它们的决策中枢可能都在伦敦。
今日伦敦，仍居于中心，凭借的不是体量，而是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对资本、技术、人才、货物、信息等资源要素在流动、组合、分配、管理中发挥决定性影响的能力。
研究者认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是全球城市的核心功能，也是全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标志。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强弱直接决定了一座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
上海把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为城市发展目标，全方位对标顶级全球城市、全面融入全球分工合作。在开放发展中，上海已嵌入全球体系，自然产生了对全球资源的配置需求。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工作时，强调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上海强化“四大功能”，其中第一条就是全球资源配置功能。
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源配置问题尤显迫切。世界经济版图正发生深刻变化，上一轮全球化形成的价值链分工有可能重新洗牌，相应地，全球资源配置也将调整。这样的调整在历史上不乏先例：随着大量移民涌入，一些城市随之增强了对人才要素的配置能力；随着内河航运被铁路货运替代，一些因河而兴的城市失去了对货物要素的配置能力；随着跨国公司产业链外包，一些原本落后的城市获得了对技术要素的配置能力。
历史不断证明，大变局中，一些城市将从舞台中央黯然退场，而另一些城市将从边缘走向中央。
二
上海洋山港，一个年轻的港口，站在了世界航运业的中央。
它就像一座桥，一边是上海，一边是世界。
每天，来自世界各国的集装箱在这里装卸进出，资源从全球流向这里，也从这里流向全球。作为全球航运新枢纽，洋山港已链接全球200余个重要港口，班轮运输连通性指数达145.68，位列全球第一。
除了实体航线，运达这里的大宗商品，不少与“上海价格”紧密相连。上海基于原油、铜等推出的国际期货合约，已经开始在全球打响名号。
全球知名大宗商品交易公司复瑞渤的团队每天都要关心“上海油”的价格波动。2020年，当国际原油定价基准之一——美国WTI原油期货价格跌到负数时，国际贸易商把几千万桶原油运往中国，正是因为上海原油期货的价格相对稳定。这些原油在中国卖出了好价钱，等到海外市场复苏后，又有一部分出口到日本等国家。
这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连接，正是上海高质量发展、配置全球资源的写照。上海金融要素市场齐备，大宗商品市场丰富，航运资源高度聚集，科技资源布局前瞻，信息交流互动频繁……上海已经成为全球资源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但需要承认的是，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高水平，上海仍有瓶颈。比如，“上海价格”尽管已经起步，但国际影响力仍有局限，想要获得话语权和定价权任重道远。放眼全上海，外资机构虽然很多，但仍然需要更多供应链骨干企业、高能级投资主体。通过总部在上海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人民币正在流通到更多国家，但想要成为贸易主流货币，亟待更多制度性改革突破。
在上海数据交易所国际板，来自多个国家的数据已经可以在这里交易流动，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瓶颈也是空间。面对日益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上海需要进一步增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让资源在流动和交换中为城市和国家产生能量、发挥价值，这是上海的使命。
三
每年年初，全球最好的医学医药技术公司、人才、投资人，都会从各地飞往旧金山，参加摩根大通举办的全球医疗健康产业年会。开会时，人多到方圆30公里以内的酒店都一房难求。在这里，人们带来的医疗资源碰撞出很多火花，旧金山也成了生命医学的创业圣地。
这是人才集聚的力量。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资金、技术、信息、货物等其他资源要素，其实都是围绕着人才来流动。来自全球的顶尖金融人才，让十七世纪荷兰人建造的一道城墙（wall）演变为永不休眠的纽约华尔街（Wall Street）。一批在车库前仆后继创业的天才程序员，让平淡无奇的硅谷成为创新之源。这些人汇聚在一起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全球为之瞩目。有了这样的人，一座城市就有了配置全球资源的基础，就有了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可能。
人类历史上，人才总是向发展势头好、文明程度高、创新活跃的地方集聚。上海开埠至今，凭借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享受了全国乃至全球人才的红利。外滩、陆家嘴、临港，每一处发展既是大势所趋，更是人力推动。
走进陆家嘴的写字楼，不难发现中外员工共事的场景。有时候为了与分散在全球的员工开会，大家还要商议一个最合适的时间。拥有数百家外资企业的张江，上万名外籍人士在此工作、生活。来自世界各地的科技人才讲着不同的语言，让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小联合国”。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这是上海过往的优势，也是未来进一步配置全球资源的关键。
疫情后，在经济恢复、提振阶段，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国际一流的高层次人才就显得更为重要。金融、贸易、航运、科技，每一个领域都在虚位以待。近期，上海推出了一系列“招才引智”服务举措。5月初，上海面向全球集中发布了8000多个博士后和事业单位高层次紧缺岗位。
当然，招揽人才只是起始，更重要的是留住人才。
四
在全世界尚存的七八千种语言里，有七八百种可以在纽约找到。走在纽约街头，传到你耳中的某些小语种可能在它的起源地都已消亡。这里是全世界语言最多样化的地方，同时也是人口最多样化的地方。
是什么让人向纽约汇聚？首先是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纽约等全球经济中心城市是最具经济活力、资源最密集的地方，因而也是就业机会最多的地方。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说：“一方面，城市发展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最终提高生产率和收入；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发展中人才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只有大规模的城市才能提供特别专业化的工作岗位。”
更强的城市经济实力吸引更多的人才，而更多的人才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城市经济实力、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纽约、伦敦、东京是全球仅有的三座经济总量在2万亿美元左右的城市；据日本森纪念财团发布的2022年《全球城市实力指数》，纽约、伦敦、东京也是全球最具“磁力”（即对各类资源要素的吸引力）的城市。
一座城市的“磁力”依赖经济硬实力，但仅有硬实力还不够。城市硬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遇到天花板，决定城市“磁力”的因素逐渐转到价值观、文化、社会交往等构成的软实力。软实力不像硬实力那样具象、易感知，它更依靠个人体验，因而也更有召唤人心的力量。
城市软实力映射到生活在其间的人身上，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他们的生活品质——亲和的人际关系、公正的法治环境、精深的文化讲座、世界级的艺术展览……陆铭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城市生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一个城市如果生活品质很好，就可能对人口形成吸引力；如果再加上创业和企业经营的环境好，那就有可能对这个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并且留下相应的人才。”而人才的汇集是所有其他资源要素汇集的基础，也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两年前，上海提出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让天下英才近悦远来。相关文件表达了这样的愿景：“城市成为品质生活的高地、成就梦想的舞台，使在上海者引以为豪、来上海者为之倾心、未到过上海者充满向往。”未来的上海，是高质量发展的上海，是海纳百川的上海，是汇聚了全球资源的上海。
这是对“城市”二字本源上的呼应：“城”，由墙围成的空间；“市”，人在空间内交易。“城市”，一个汇聚人流、配置资源的地方。